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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坦尼克号”上6名中国幸存者故事首次公开
来源: 东方新闻   2021-04-19 17:38:39    责编:金子
  1912年4月15日,被称为世界上最大、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游轮在第一次航行中撞上冰山后,沉没在北大西洋海底。

  一百多年过去了,围绕船上的700多名幸存者和1500多名遇难者的故事以各种方式被讲述和重复。故事结束了吗?

  自2013年起,英国纪录片导演罗飞(Arthur Jones)和美国海洋史学者施万克(Steven Schwankert)带领一支由20多人组成的拍摄/研究团队,前往世界20多个城市,历时1825天的寻访调查,终于在历史的缝隙中找到了一段早已逝去的历史,那是一个属于“泰坦尼克号”上6名中国幸存者的故事。

  从今天开始,以他们的命运为主线的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的中国幸存者》在全国各地上映。电影由罗飞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监督。

  这部纪录片可以放在大背景下解读。在当时美国的排华法案下,这些幸存的中国人受到了极不公平的对待。他们之后的人生经验更加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屈辱史和抗争史。这样的背景结合现在在美国爆发的亚裔问题,显然能激发更多中国观众的民族热情。

  但是,不能简单粗暴地把它当作爱国题材的电影。罗飞更大的兴趣和着力点是他们在共同的大环境下,在个人命运中表现出共同性和差异性的部分。他们是谁?你从哪里来过?有什么经验?这些经验对他们有什么影响?罗飞形容自己的电影就像侦探故事,他试图调查、恢复他们的身份。

  影片上映前一天,罗飞在市郊一家星巴克里接受了晨报记者的采访。

  “拍摄越接近尾声,我越清晰地意识到,一种对于身份的探寻构成了影片的中心。”

  这一探索分为两条线,明线是罗飞团队寻找和确认这些中国人生理身份的过程;隐线则以其中一条为代表,追溯他常年受到美国政治、文化、经济等因素的压迫,不得不隐瞒自己的生理身份,同时又极其坚持维护自己尊严的生活经历,表现出幸存者对自己心理身份的渴望。除了镜头外,罗飞,这位在中国度过半生的英国人,也在寻找自己的身份。

  根据留存至今的“泰坦尼克号”上外国乘客名单显示,英国当地时间1912年4月10日,共有8名中国人在南安普顿登船,8人全部为男性。名单为英文,分别是:Ali Lam、Chang Chip、Lee Bing、Cheong Foo、Ling Hee、Fang Lang、Ling Lee和Len Lam。沉船事故发生后,其中6人获救,名单上后2人罹难。

  在罗飞团队后来的探访中,他们发现8人中至少有5人都来自台山,或者台山的邻近地区。这个现在被称为台山市的地方,属于广东省江门市的代管县级市,曾经一度十分贫穷落后。

  “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无数台山人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登上了远洋的船只。在那个年代,绝大多数远渡重洋谋生的中国人都来自广东。”

  其中,Fang Lang、Ling Lee和Len Lam是朋友,其中一人打算去美国结婚,并经营生意。按照原计划,婚礼之后,另外两人将和他合伙做生意。

  考虑到他们的性别以及三等舱外国乘客的身份,这样的存活率是非常高的。影片里做过一个对比:当时船上还有23名保加利亚人和49名奥匈帝国人,全部遇难。按照这艘游轮的构造,单身男性所在的三等舱被设在船头位置,而撞上冰山的正是船头部分。因此,包括这8名中国人在内的三等舱乘客应该是最早意识到危险的那批人。而最早陷进海水的,也是船头。当时绝大多数乘客的自然反应,是聚集到船尾,抱着渺茫的希望等待救援船只。但这些中国人作出了相反的决定,他们跑向船头,其中5人搭上了救生艇。3名朋友落入水中,唯一活下来的就是Fang Lang。

  罗飞告诉我们,当时在水里的乘客只有4人获救,Fang Lang是最后一个被救起的。

  “剩下的人不是被淹死的——他们都穿着救生衣,而是被冻死的。当他最终被救生艇上的工作人员捞起时,正趴在一块门板上。他也是被救的4人中唯一一个置身于什么东西上面的。”

  电影《泰坦尼克号》导演詹姆斯·卡梅隆也在该片中接受了采访,他对Fang Lang表达了自己的敬意。他说,这个中国人靠智慧救活了自己。而卡梅隆也正是从Fang Lang的获救经历中得到灵感,设计了电影中女主角Rose求救的场景。

  “他要么就是太幸运,要么就是非常聪明,但我更相信他属于后者。”罗飞说,

  “我们在影片拍摄过程中做过模拟实验,是在朴茨茅斯大学做的。施万克亲自下水,体验身体在冰水中的降温速度。”

  简而言之,以当时的水温,一个人必须在15-20分钟的时间里迅速抓到什么然后趴上去。“你身体离开水的部分越多,存活的几率越大。”

  而当时他们向着正在沉没的船头方向跑,可能是基于另一个物理原理。但因为解释颇费时间,这一点没有在影片中提及。

  “如果你从高处把一个人扔到水里,比如说超过10米的地方,他会因为失控而做出一些身体的本能反应,比如张大嘴巴。这样一来,就会将大量的水吞入肺里。通常情况下,只要吞1升水,你就死了。而当你从10米高的地方掉进水里,就张嘴那一下,就能吞进3到4升水。当时在泰坦尼克上,很多人到最后还留在船上,当时从那个高度跳进水里,就是死路一条。”

  以Fang Lang和同伴们的受教育程度,他们不可能掌握这种程度的物理知识。罗飞推测,这应该与他们来自海边小乡村并且之前在英国做过海员有关。

  在讲述这些中国人的幸存经历时,影片着重指出了一点:由于当时美国的《排华法案》,这6名中国人被禁止入境。他们搭乘救援船只“卡帕西亚号”抵达纽约港后,转而登上一艘叫做“安妮塔号”的商船,这是一艘装载香蕉的船只。第二天,这些中国人就以船员的身份随船前往古巴。

  因此,问题也随之而来。既然早知道会被《排华法案》阻止入境,这些中国人一开始为什么要登上“泰坦尼克号”呢?“这的确是个问题。”罗飞点点头,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这8人中的5人原本就打算在抵达美国后去‘安妮塔号’上务工。作为一名中国船员,你可以随船进入美国港口,但不能踏上美国领土。所以你抵达之后就要换艘船,然后开始在海上工作。”

  但另外3个人,也就是Fang Lang和他死去的朋友们,当时应该是打算以商人的身份进入美国的。

  根据当时的“排华法案”规定,只有中国劳工不允许进入美国领土,而具有商人或者学者之类身份的中国人,是可以入境的。“所以在这8人中,Fang Lang的经历最特殊。”罗飞指出,

  “因为他的朋友在这场事故中死了,而他也失去了一切。既没有了身份,也没了钱。最后不得不上到‘安妮塔’号,从事一份自己一开始不想从事的工作。这样一直持续了8年,才得以进入美国。从这个层面上看,他是6名幸存者中唯一一个人生走向因为‘泰坦尼克号’事故而被改变的一个。”

  有人看完影片后向罗飞提出质疑,称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实际上不是因为《排华法案》进入不了美国,而是原本就没想去美国。“这种质疑是对的,”他承认,

  “但这并不说明《排华法案》本身是公正的。另外,当时还有好几百个幸存者,他们中的一些也没有打算前往美国打工或生活,但在遭遇海难后,纽约对他们非常友好,医院接纳并照顾了他们。只有这些中国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纽约人把他们强行留在船上。当时纽约一些报纸甚至这样告诉他们的读者,‘放心,我们不会让他们进来的。’”

  所以,同为幸存者的他们在这次事故后的遭遇尤其悲惨。

  卡梅隆在影片中也对《排华法案》进行了痛斥,他说,

  “驱逐这些廉价的中国劳工,不过是往美国的暴行列表中又增加了一项而已。”

  就这样,6名中国幸存者全部登上“安妮塔号”,成为了船员。相比“泰坦尼克号”上的外国乘客名单中只留下了英文签名,幸运的是在“安妮塔号”的船员卡上还留有这些人的中文签名。但这些名字太过普通,加上频繁更改姓名,追踪他们的下落极其艰难。以Fang Lang为例,罗飞团队发现他自登上“泰坦尼克号”直到生命结束的大半个世纪里,至少使用过8个不同的名字,而他当时在“安妮塔号”上的中文签名是“炳新”。

  但他们还是最大限度还原了这些幸存者之后的人生轨迹:

  Ali Lam——后来经罗飞团队证实“Ali”为“Ah”的误写,在离开“安妮塔号”后又在几艘不同的商船上工作过。他的离船记录是1920年在香港下船,此后便失去了消息;

  Ling Hee,那个一侧脸颊有道明显疤痕的男人在1920年跟随“基隆号”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下船后也不知所踪。

  罗飞说,Ling Hee和Ah Lam应该都是1920年英国工会驱逐大批中国劳工时的受害者。而Ling Hee当时很可能并不是想去印度谋生,但因为他搭乘的轮船不开往中国,因此不得不先到中国的邻国印度落脚,再想办法从那里搭乘船只回国。当然,关于他抵达印度后的命运只能依靠想象了。

  他们从未得到过关于Cheong Foo确实可信的下落,因为叫这个名字的人太多了。

  Chang Chip是这些幸存者中最早离世的,他于1914年在伦敦去世,葬于东伦敦墓地。他的死因是肺炎,而至于他感染肺炎是否和那个沉船之夜在冰冷在海面上长时间漂泊有关,我们如今已无从得知。

  Lee Bing后来辗转去了加拿大,似乎过着颇有尊严的生活,但他的身份并没有得到最终确认,疑点在于Lee Bing还有一个叫Coon Lee的叔叔。从年龄来看,他似乎更像罗飞他们寻找的那个“泰坦尼克号”上的Lee Bing。

  在所有6名中国幸存者中,Fang Lang的经历得到了相对而言最完整的还原。

  “拍摄计划开始几个月后,我们就有了一个重大发现,我们找到了Fang Lang的儿子。但最大的问题在于,虽然我们很早就知道Fang Lang应该就是那个后来叫做方荣山的男人,他的儿子和其他家人也都相信他们是一个人,但要确实证明这一点,花了大约三年时间。我们后来想到,他应该有一份移民的相关档案,因此提出了申请。等了一年,终于拿到了。”

  罗飞说,直到看了他的移民档案后,一切才得到了证实。

  “根据保存的记录,Fang Lang是1920年8月跟随‘朗度号’抵达纽约的,这艘船在纽约停靠了大约三个星期左右,于9月15日离开。这一天的登船记录上,Fang Lang的名字消失了。而方荣山的移民档案里显示,他称自己进入美国的日期是在同一天。发现这个证据后,我们终于确定Fang Lang绝对就是方荣山。”

  当“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后来提出赔偿要求时,方荣山所申请的赔款金额为137.09美元,这是他随身携带物品的价值。影片中透露,他登船时携带的箱子里装着一些新衬衫、领带等衣物。

  罗飞相信,这是他当时准备在美国定居的又一项证据,他确实准备在那里做一名商人。“有些细节我们没有时间在影片里详细展开,但你可以对照一下其他几个幸存的中国人,他们没有一个人携带类似的衣物。”方荣山的儿子方国民(Tom)向团队展示了一些父亲的照片,罗飞注意到,

  “在他此后的人生中,没有一张照片里不是西装革履的打扮。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装扮成商人的样子,我想,可能在他的内心里这就是自己真正的、理所应当的样子。”

  方荣山在1912年4月中旬登上“安妮塔号”被迫成为船员后,漂泊了8年,直到1920年终于进入美国。但此时他没有合法的身份,直到1955年才拿到美国公民的身份。也就是说,整整35年间,他一直以非法移民的身份艰难生存。在此期间,他生活在芝加哥,尝试过经营一些生意,比如开洗衣店、餐厅,但都失败了。

  “每一次生意失败后,他就回去继续做餐厅服务员。当时很多中国人和他的遭遇一样,他们不得不使用各种各样虚假的身份证明为自己寻找工作。我可以想象,这对他而言有多艰难。这就好像一个外国人现在想在上海做生意,但没有护照和任何身份证明,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于方荣山在“泰坦尼克号”上使用的Fang Lang这个名字,罗飞有个自己的猜测,因为没有证据证明,所以没在影片中提及。

  “他到了美国以后使用过的一个名字是‘方森’。在我采访讲粤语的老一代移民过程中,有三四个人看到‘方森’这个名字时直接把它读成了Fang Lang,这是‘方林’的粤语发音。所以我的猜测是,他也许从没有叫过Fang Lang这个名字,当时在‘泰坦尼克号’上登记的时候,也许他的同行者中哪个人把‘森’看成了‘林’给他报上去了。”

  据Tom回忆,父亲从未向自己提及当年在“泰坦尼克号”上的遭遇。他的母亲谭老太也表示,方荣山向来对自己的经历守口如瓶,是一个藏有很多秘密的男人。可能这也是导致两人后来离婚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在影片中,我们却看到一名跟随家人从台山前往美国投奔方荣山的亲戚一口咬定,就在他们一家抵达这天的接风宴上,方荣山亲口告诉了他自己在“泰坦尼克号”上的经历。这个场景让人难以想象,对妻儿保守了一辈子的秘密,却在一个老家来的亲戚面前轻易吐露了。

  “是的,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发现,他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告诉过两三个人。这些人都出生在中国,都讲台山话。也许他觉得,向这些人倾吐秘密更自在,因为他们拥有相同的背景,操一样的语言。”

  罗飞认为还有另外一种原因,

  “那个年代去美国谋生的人经历都很复杂,他们很善于自我保护。即使在1955年拿到美国公民身份以后,方荣山内心也是缺乏安全感的,因此他必须慎重。如果他告诉了儿子,而儿子去学校宣扬了,那他的身份很容易被查到,而他长期非法移民的身份也将被揭穿。谁知道呢,到时候也许美国政府会把发给他的公民证再收回去。”

  自从1911年离开台山前往英国后,方荣山就失去了自己真正的身份。他前后更换了8个名字,对自己的经历几乎绝口不提。Tom说,“他有时候只是看着我笑,但他的眼睛告诉我,他想告诉我更多事情。”

  在生理身份消失的背后,他渴望维护自己的心理身份。从他一辈子西装革履的打扮中就可以看到,他内心视自己为一个尊贵的人。Tom在影片中的一段回忆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当时他4岁,而方荣山已经是个70多岁的老人了。然而在面对一个白人的言语羞辱时,这个老人的第一反应是一拳打到了对方脸上。

  显然,罗飞也被这个故事震撼到了。

  “要知道,这些幸存者一度背负着骂名,西方人称他们在救生艇上抢夺了妇女儿童的座位而偷生。我的电影试图告诉大家这些中国人不是懦夫,他们只是幸存者。他们发现救生艇上还有空位就上去了。这些人活了下来,并试图活得更好。这样做的同时,意味着他们性格里需要有一些很坚硬的东西。就像方荣山,这是一个矮小的男人,大约1.65米左右,而且那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但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揍了一个比自己高大得多也健壮得多的白人。”

  在纽约探寻这些幸存者身份的过程中,团队采访了当地台山移民的社群。“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谈到自己的成长经历时都哭了。”罗飞回忆,

  “不少二代移民告诉我们,他们在自己的幼年或青少年时期都曾经恨过自己的父母。这些父母就像方荣山一样,背负着巨大的秘密沉默地活着,他们因为寡言少语而不被子女理解。这些人视自己非法移民的身份为一种耻辱,终身带着耻辱感而活。第二代移民活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他们和自己父母之间存在的不是普通的代沟,因而关系往往很糟糕。”

  但如今第三代、第四代移民的观点正在改变,他们并不将祖辈那段经历看作是可耻的。反而,他们觉得自己的祖父母很勇敢。

  “就像在影片里,我最后采访的那个女性。我问她,怎么看待家族的第一代移民,希望向他们表达怎样的感情。而她因为情绪过于激动,甚至无法完整地说出那个词,其实她想说的是‘gratitude’(感激)。”

  在Tom对方荣山的追忆中,罗飞感觉到这对父子的关系并不坏。“但他上面还有个哥哥,在方荣山去世几年后也死了。如果一个家庭里有两个男孩,通常来说大的那个和父亲的关系总是不太好。但因为他的哥哥已经不在世了,我们没能向他核实。Tom和父亲的关系不坏,但老实说,他们之间也没有太深入的父子关系。”

  当Tom出生的时候,方荣山已经奔七了。他的母亲嫁给方荣山的时候,他已65岁,而她当时大约只有22岁。“你通过影片中她的采访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思想很开放的女性,说话非常有趣而且直接。她当年怀着一个美国梦嫁给了方荣山,但现实远非自己所想。”影片里并没有对方荣山的性格作出总结,但从罗飞他们收集的信息来看,他比较大男子主义。他当时在妻子不知情的情况下寄钱回中国,但问题在于他自己也没有多少钱。他们一家人住在狭小的房间里,即使如此拮据,他依然资助了两家亲戚来美国。而当他们来到美国后,和方荣山一家挤在一间房里住了一段时间,直至找到住处。

  “她当时非常生气,因为方荣山完全没有和她商量就作出了这个决定。”罗飞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两件事看出,他属于典型的老一代中国人,那代人对于亲友担负着一种深深的道义感。但我们也可以理解当时作为妻子的她,是完全有理由生气的。”

  寻找方荣山的故事让作为观众的我们感到十分兴奋,因为团队不仅确认了他的身份,而且在还原其身份的过程中,他鲜明的性格也逐渐浮现。由此,我们得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一个出生在百年前的陌生人,拉近了和他的距离。

  这6名幸存者中另一个相对丰满的形象,属于船上那个叫“Lee Bing”的人。他后来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加尔特市定居,他们家族还在当地经营了一家叫“白玫瑰”的咖啡馆。罗飞他们找到了一些曾听说过Lee Bing的人,在这些人的描述中,他是一个性格开朗外向且充满慈爱的人。他经常会绘声绘色地向顾客讲述自己在“泰坦尼克号”上的遭遇,此外,他还有一个举动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个中国人时常拿几只玻璃杯装了咖啡馆里的牛奶端给在街上玩耍的孩子们喝。

  甚至,还有一张他的照片被保存了下来,但问题就出在了这张照片上。罗飞说,照片拍摄于1919年,照片上的他看上去非常年轻,20岁左右。那么回溯到“泰坦尼克号”事故的1912年,十三四岁的孩子当船员似乎不太可能。而当时在加尔特市的李氏家族成员中,还有一个叫Coon Lee的人,他是Lee Bing的叔叔。从年纪上来看,似乎这个叔叔更符合条件。

  探寻的过程充满反复。“有时候我一觉醒来对自己说,应该就是照片上的那个年轻人吧。那时候在船上工作的中国人年纪总是不太靠谱的,如果你看下‘泰坦尼克号’上的乘客信息,他们登船的时候和他们到达纽约的时候,几天功夫其中4个人的年纪就不一样了,他们大了4岁。”罗飞解释,“我们知道当时的中国船员无权无势,什么都没有,他们拥有的只是自己的名字和年纪。一名历史学家曾告诉我们,‘当你只有姓名和年纪的时候,就尽量利用自己仅有的东西让生活变得好一些。如果改名有用,那就改名。如果改年纪有用,那就改年纪。’那时候,船员到了一定年纪或者工作一定年限后,会涨工资。所以很多年轻人会装得很成熟,总之,我不相信资料上的年纪。”

  但又有一些日子,他会对自己说,“哦不不,他太年轻了,‘泰坦尼克号’上的一定是他叔叔。但怎么解释叔侄两人的名字呢?有可能,Coon Lee一开始叫Lee Bing,当他侄子来到加拿大以后,他把自己的名字给了侄子。”

  再没有更多的信息了,Lee Bing的身份终究成了一个迷,“但他们两人中一定有一个就是‘泰坦尼克号’上的那个人。”

  100多年前,这些中国人背井离乡前往英国。又从英国上船,到了美国。他们如此费尽周折是为了逃避自己的命运,追求更好的生活。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命运其实早已被注定。在那个年代,无论他们多么努力,都很可能永远无法摆脱自己中国劳工的烙印。而这,也是我们的幸存者共同的身份。

  “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往这方面想,但在拍摄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开始考虑身份这个问题。”罗飞说,“有些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命运和他们的命运融到了一起。我在中国已经呆了25年,我今年47岁,也就是说,自己的大半生都是在中国度过的。当然,我的生活和那些中国劳工有天壤之别,但我们面临的是相同的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这是一个身份认知的问题,也是我在拍摄临近结束时越来越频繁地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也许一个人只要活着,就永远不会停止对于自己身份的探究和追问。

  “有时候我想到自己的儿子,觉得很有意思。他出生在中国,他的生活是中国式的,但他天然地对于英格兰感到亲切。”这可能是血液里的某种传承,这也让罗飞意识到,关于自己身份的一部分答案或许藏在自己祖辈的生命里。“我和施万克在影片拍摄过程中一直尝试能把失去的信息重新找回来的方式。但是太多信息随着那6名幸存者的离世而永远消失了,这是非常遗憾的。而在拍摄这个故事的过程中,我对自己的祖父母一辈有了更多的兴趣,他们来自哪里,他们经历了什么。但太晚了,我们家的最后一个老人在我大约二十一二岁的时候就离世了。”

  构成他身份的一些关键性因素缺失了,这成为罗飞永远的遗憾。

  在影片的最后,罗飞团队回到了台山。在那里,他们要寻找幸存者们的血缘之根。

  他们找到了方荣山的一个侄子,他读了一首方荣山当年写给家乡亲人们的打油诗,诗里明确提到了那次海难——

  “天高海阔浪波波,

  一根棍子救生我。

  兄弟一起有几个,

  抹干眼泪笑呵呵。”

  不到30个字,已经恰如其分地还原了方荣山性格里的鲜明特征。他应该是一个胸襟很宽广的人,也十分讲义气。他原本该过着在江湖上呼朋唤友的快意人生,但他的身份迫使他大半辈子活得小心翼翼。

  读完那首诗,方荣山的侄子又带大家去了海边。100多年前,人们应该就是从这里起航远行的。那天拍摄完这些珍贵的镜头,团队回到酒店,其中一名摄像告诉罗飞,储存卡找不到了。他们四处寻找无果,第二天回到了海滩上。海岸线有一公里长,他们前前后后地走动,寻找,心急如焚。

  突然之间,罗飞就看到它了。卡片上沾了一层沙,还有些潮湿。在这段时间里,海水经历了两次涨潮。发现它的地方,早已不是最初丢失它的地方。

  “这部影片讲述的是6名中国幸存者的命运,而这张失而复得的储存卡让我又一次联想到命运。”罗飞说,“也许,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故事,就是我命中注定要做的事。”